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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面向全县招收“重点班”学生。白随宝带毕业班,几乎每年都能考上一两个。最多的一次,全乡总共考进去了6个,其中4个都是他的学生。考上县重点班的学生,家长会请老师到家里吃饭,炒菜、喝酒,最好的要算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。白随宝家里,至今保存着那些见证了他辉煌教学业绩的凭证。“学习标兵”,全县第一、第三的荣誉证书,“县模范教师”。最近这些年,他已经换了三所学校。而如今的这所,也不知道能待多久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几年过去了,从某个角度看,农村教育出现一种颇为奇特的衰败景象:乡村小学越来越“小”、老师越来越老、学生越来越少,甚至在一些学校里老师比学生多,最终不得不“关门大吉”……学校发展陷入“恶性循环”下午快上课时,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孩子终于等来了两个老师:53岁的贺有春和48岁的惠红。“上午有要紧事。”贺有春连忙解释。他的儿子要在县城买窑洞,需要3万元,家里钱不够,他去银行办贷款手续。而另一个老师惠红说,最近身体很不舒服,总是头疼,而且记性变得很差。五年级下午是自习。白随宝在办公室静静地坐着。3个作业本早已批改完。三年级教室里,贺有春干脆坐在两个孩子对面,给他们辅导。另一间教室里,惠红正在带领孩子们朗读课文《恐龙的灭绝》。他的普通话不标准,学生们也自然跟着他的腔调读着。老师们的“状态”让家长越来越不满意。“现在的学校不像学校了,娃娃礼拜一、礼拜二去上学,经常没老师;娃娃不去上学,老师也不问。”贺露的父亲抱怨。这位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并无太多期望,只希望他顺利读完初中,然后学门手艺或者做生意。可他现在担心,“娃在学校里啥也学不到。”他想让贺露转学,但具体去哪儿还没想好。学校的发展陷入了“恶性循环”。学生越少,家长就越没信心,继而造成更多的生源流失。家住学校隔壁的白永霞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,专供上高中的二女儿和上小学的儿子读书。“村里的学校不行,娃自己想出去。”孩子们走得几乎没有征兆,家长不会和学校打招呼。今天春节开学,到红旗小学报名的还有11个孩子。到了5月份,又走掉一个。走掉的这个是幼儿班新入学的孩子。听说,孩子的父母在北京打工,就接到北京上学去了。“有时,也能听到点儿风声。”三年级数学老师刘祝兰说。46岁的她是六名老师中年龄最小的,也是学校里唯一的民办教师,就住在村里。2008年快放暑假时,刘祝兰听说下刘家川村的一个女学生要转学。这个女孩学习成绩不错,她想留住她。于是,就跑到女孩家里苦口婆心地劝说,但还是走了。起初,老师们会劝留,但“要走的,劝也劝不住”,后来也就不劝了。另外,他们也自感底气不足,“城里条件毕竟比这里好”。快放假了,贺露听说,学校里仅存的10个学生中,除了实在走不了的,下半年基本上都有了转学的打算。“没有学生了,我们给谁上课?”平时没事时,老师们也会谈起这个话题。“万一别的学生留不住,就让我的孩子留下来,就不信了,咱几个老婆老汉能教不好?”刘祝兰说。听到这话的老师通常笑笑,以为她在开玩笑。学校里能走的“好苗子”都走了,刘祝兰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贺贤,如今是这个学校里成绩最好、最有希望考上县中学重点班的苗子。刘祝兰之所以没让儿子去城里读书,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。原来,1989年就到这所学校当老师的她也自学了大专文凭,就因为教龄不够,错过了转公办教师的机会。她走不了,儿子也就走不了。“去了城里,没人照看。”不过,最近她也开始动摇了。“再等等,如果转不了,我就辞职,陪孩子到城里读书。”“谁住校,谁就掏钱买煤”红旗小学的状况在这个陕北县城的乡村小学中,并非个案。今年6月,记者到访下二十里铺乡十里铺小学时,这所学校只剩下了9个老师和4个学生。而4个学生中的3个,来自一个家庭。听说有人来,校长赵静骑着摩托车急匆匆地从县城赶来。他说学校曾是全县“普九”重点建设的小学之一,投资了7万多元,修缮了校舍,建了图书室,还配备了远程教育设施。如今,校园依旧崭新,但学生没了。图书室、少先队活动室、远程教育室落满了灰尘,显然已很久没有用过。而且,闲置的远程教育设备“某种程度上成了学校的负担”。一年多以前,乡里一所学校丢了电脑。后来,那个校长就被免了。十里铺小学距离县城近,老师们都住在城里,以前学生多的时候,还从村里请了一个看大门的,一个月100元;后来,学生没了,人头经费也没了,最终也将看大门的辞了。为了防盗,学校只好将贵重设备“藏”了起来。赵静用“家庭条件差”来形容4个学生。9个老师的课程如何安排,确实成了难题,“不能让哪个老师没课啊!”于是,孩子们的课程都“排满”了,语文、英语、美术、音乐、体育,样样都开。从十里铺村旁边深沟里进去,位于韩家硷村的向阳小学,学生也所剩无几。学校就在路边上。破败的窑洞,没有校牌,空中飘扬的五星红旗提示:这里的确是一所学校。旗杆下的石台上,两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趴在上面写着作业。一孔窑洞的门开着,3个年龄50多岁的男老师正在闲聊。“刚上完课,写作业呢。”一个名叫王永贵的老师说,3个男孩是这里所有的学生,学前班2个,一年级1个。加上4名年龄最小42岁、最大的已经55岁的老师,就是这所学校所有的成员。学校的窑洞最多的时候有20孔。后来,没有学生了,村上就卖了一部分;而今,距离学校不远处的窑洞被滑坡的黄土掩埋,已经废弃。校园里的8孔窑洞,实际利用的并不多:一间教师宿舍,一间教室。教室实际也利用得不多。只剩下了3个孩子,老师干脆在宿舍里挂了一块小黑板,孩子们坐在小板凳上上课。比起空荡荡的教室,这里似乎显得更有人气。有时,连黑板也用不上,老师直接手把手地教孩子。记者探访时正值盛夏,老师们便开始为冬季发愁。3个学生,就意味着一学期的经费只有三四百块。紧着花,也只够教学用具、电费和日常开销。陕北的冬天酷冷难耐,哪儿来的钱买煤呢?无奈,几个人商议了一番决定:每天回家住,“如果谁要住学校,谁就掏钱买煤”。学校撤了 年轻老师担心出路所有的人都相信,如此下去,撤校是必然的。清涧县教育局的统计数字显示:2005年,全县学生多达4万多;目前这个数字是26138人。清涧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惠永宁说,将来全县学校发展的趋势是“一乡一校”,也就是一个乡镇一所中心小学,有条件的可以办成九年制学校;而初中,主要集中在县城。“学校撤了,我们怎么办?”记者采访中,老师们大多担心这个,尤其是年轻老师。“考评、考核、考试;转岗、待岗、下岗,这可能是老师们将来的出路。”下二十里铺乡九年制学校校长张建宁说,这是县教育局的设想。虽然有的老师将面临“下岗”的压力,但惠永宁认为,全县虽然有1970名专职教师,但依然存在“结构性短缺”的问题,美术、音乐等科目老师还很缺乏。面对乡村小学相继撤并的现实,担心的不只是老师,还有一些贫困家庭。“撤了,娃娃到哪儿上学去?”39岁的任金毕有些担忧。他的儿子正是红旗小学那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任旭。早在记者第一次到红旗小学采访时,任金毕不知从哪里听说了,就骑着摩托车匆匆赶到学校。“你看,能不能想办法帮娃娃把病治了。”他跟记者说。10岁的任旭,出生10个月时就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。当时,医生说做这个手术需要4万元。可他家哪儿来那么多钱,于是,做手术的事就搁置下来。一直以来,他在外打工,妻子在村里帮人加工粉条,一年下来,也就挣一万多。但儿子每年打针吃药就要花去四五千,家里实在支撑不下去。任金毕就买了针,自己给儿子打。看着村里光景好点的人家的孩子都出去上学了,任金毕也想过,让儿子出去。但算了算开支,又担心儿子的身体,就放弃了。如今,他又多了一种担心:学校撤了,儿子没学上!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几年过去了,从某个角度看,农村教育出现一种颇为奇特的衰败景象:乡村小学越来越“小”、老师越来越老、学生越来越少,甚至在一些学校里老师比学生多,最终不得不“关门大吉”……调查报告·农村借读生城市屋檐下的农村借读生原声实录“咱也送娃到城里上学吧,说不定还能成才。”——榆林农民韩万宁夫妇“大家都是离开家出来自己生活的,所以互相关心得多一些。”——来自韩城在西安就读的学生徐青近些年,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,以及由来已久的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,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流向县城甚至省城的学校读书。这些寄居在城市屋檐下的农家子弟,不但给城市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,而且,他们的家庭,也不得不面对经济负担加重等各种问题。“老家有一种亲切感。”11岁的韩明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说。尽管来榆林市清涧县城上学已经两年多了,这个小男孩仍然眷眷恋着家乡的一切:爷爷、奶奶、爸爸,甚至家里的羊群。每到星期五,韩明总是盼着父亲能早点接他回老家。那时,进城上学的昔日玩伴儿大都会回到村里。这个被韩明眷恋着的老家其实距离清涧县城只不过十多公里。小学二年级时,父亲韩万宁骑着三轮车载着母亲和姐弟3人来到县城,租下一间窑洞,开始了他们在县城的寄读生涯。大约本世纪初开始,像韩明这样离开家乡,寄读在城市屋檐下的孩子越来越多。这种新的教育趋势究其原因,被认为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因为需要进城务工,继而捎带走了他们的孩子,以及农村家长越来越渴望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。而这些孩子们也不得不在城市里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。“送娃到城里上学说不定能成才”见到韩明和他的家人是在今年7月初,正值学期末。他们一家人租住的窑洞在清涧县县城南武家沟山坡上,一排5孔窑洞大多租住的是在县城做生意或者打工的人,唯独这家人,是陪孩子上学读书的。天已近傍晚,尽管挂在墙边上的唯一一盏灯泡亮着,但也很难照亮大约十平方米的窑洞。窑洞最里面是一个大土炕。平时,母亲惠宁和4个10到19岁的孩子挤睡在上面。窑洞的其他三面墙都被柜子、杂物和灶台等占满了。19岁的大女儿韩婵在县城打工,二女儿韩丹刚刚参加完小学升初中考试,已被父亲韩万宁接回了老家。窑洞里,只剩下了惠宁和儿子韩明,还有小女儿。过两天就要期末考试了,两个孩子正在紧张地复习功课。紧贴着墙壁搭起来的低矮的书台上堆放着书本,韩明嘴里一边念叨着单词,一边在作业本上重复地默写;靠近窑洞门的一片空地上,比他小1岁的妹妹蹲在地上,趴在一个一掌宽的小板凳上,借着门外透进来的昏暗光线默写单词。灶台前,母亲惠宁正在忙着准备晚饭。自从进城后,这家人的生活就变得异常简单。事实上,在距离县城大约十多公里的韩家硷村,他们本来有个比这更宽敞舒适的家。而现在,只有孩子们的父亲韩万宁孤独地守在老家里。两年前,这个40岁的中年汉子和妻子商量后,毅然决定让几个正在上小学的娃娃进城读书。尽管夫妻俩内心十分清楚,这将给本来贫困的生活增添更大的压力。当时,他们19岁的大女儿小学毕业后就已辍学,在县城打工。夫妻俩全靠12亩地种些土豆、黄豆、玉米等过日子。另外,3个孩子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,学习成绩还都不错。近些年,国家的“两免一补”政策为这个多子女的家庭着实减轻了不少负担。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近几年,韩家硷村的村民们很快陆续将孩子转到城里上学了,村小学的孩子们越来越少。其实,韩万宁心里明白,城里学校教学质量好,娃娃还能学电脑、学英语。实际上,大多数村民都是冲这个去的。经历了扫盲、“普九”之后,现在的农村家长越来越向往着让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。韩万宁也有些“眼红”,但想想家里的经济情况,他起初有些灰心。“咱也送娃到城里上学吧,说不定还能成才。”2007年暑假的一天晚上,昏暗的灯光下,夫妻俩反复商量着。韩万宁最终想明白了。当时,刚好家里卖完西瓜,手头上有2300多块钱。韩万宁便在县城租了一间月租100元的窑洞,并从家里拉去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和被褥。临近开学的一天,韩万宁骑着三轮车载着一家人进城了。尽管不知道未来会怎样,但夫妻俩心中抱有希望。农家陪读衍生的额外经济负担平日,只有妻子惠宁住在县城里,韩万宁则留在村里,守着12亩地。一家人,只有在周末才得以相聚。孩子们对新学校都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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